每逢进入赵各庄矿，路过公司办公大楼西侧的青年园时，常常回想起老矿灯房。矿灯房之所以称它老，一是因它有着60多年风雨沧桑的历史，二是因灯房早在20多年前就已迁至综合楼，老灯房原址建起了繁花似锦的青年园。

几年前春季某日，偶遇老友吴永奎兄，他1945年入矿，1986年退休，一直在灯房工作41个年头。与他相识，是在动乱年代我下放在灯房劳动的时候，我们共同回忆了矿灯房的过去。次日，他给我送来一套珍藏近50年的灯房老照片，共5张。一张灯房外景，红砖砌墙，铁门铁窗，铁瓦屋顶，房檐下挂有“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等字样的宣传牌10几块。从四张内景看，灯房内部宽敞明亮，灯房一端墙壁上有醒目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充电架排列整齐，矿灯架横竖成线，操作台和地板明光锃亮，不难看出当时灯房工人为了达标而付出的辛勤劳动。照片背面写有“摄于1964年8月1日，报送煤炭部一套”字样。由此可见，赵矿灯房不愧是全国煤炭系统的一个标准化典范。吴老回忆，矿灯房东西长56米，南北宽13米。史料记载：赵矿1927年购进镀灯2000盏。大概从那时就建起了矿灯房。镀灯从比利时进口，手提式，具有防爆性能，每盏约重2至3公斤，供井下工人使用。还有200盏头顶式帽灯，工人管它叫线灯，专供煤司、监工和查工使用。到解放前夕，镀灯总数已达万盏。当时，矿灯房有员工120多名，均为男性，都是经唐山开滦矿务局劳工处考试合格录用，矿方直接管理的里工。分六、两、十，三个班次组和一个大修组，每班各30余名工人。三个班次组负责窗口收发灯，充电和矿灯小修。大修组负责矿灯大修以及镀灯电池电解液比重的调试或补充等项工作。

解放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手提式镀灯逐步被线灯（帽灯）所替代。开始是抚顺矿灯厂生产的酸性灯，1964年改为河南新乡矿灯厂生产的碱性灯。80年代初又改为抚顺和上海煤山矿灯厂生产的酸性灯。女职工成了矿灯房的主力军。在大跃进和“四五”翻番的年代，国家急需煤炭，为了多出煤，矿上经常搞高产，全力发动井上职工、家属以及在校学生下井支援生产。高产日这天，灯房12个窗口7200盏固定灯分三个班次全部发出，支援高产人员在两个机动窗口用灯，每天还发出1000多盏。因为矿灯房面积之大，发灯数量之多，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灯房。

灯房工人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一般为高小毕业），解放后当了矿山主人，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多名工人被提拔当了干部，蒋学增、梁勤、张焕等调出开滦被提为县处级领导。我的老同学，赵矿前任老领导郝久经解放前也曾在矿灯房工作过。张喜、吴西光等老工人在灯房学到一手好技术，调离灯房后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和劳动模范。

笔者，1969年初下放灯房劳动，历时4年。刚开始在机动窗口发灯，每到高产日，交灯人员骤增，窗外排成长龙，人越多越着急，手忙脚乱，使交灯工人久等，大家议论纷纷。于是，我勤学苦练，时间不长，发灯速度明显提高。高产日，某个采区班前会一散，就有五、六十人排在窗外，我不慌不忙用不了四、五分钟就发放完毕。看到下井工人拿到照度和亮度合格的矿灯离开窗口，我心里则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为此，曾受到过灯房伙友和采区领导的赞扬。

我虽然是下放劳动，但我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收发矿灯之余，我想弄懂矿灯充电架线路原理。经师傅指导，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画出了碱性矿灯充电架线路图，配上顺口溜，刻印成册，分发给年轻女工们，对她们提高技术本领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刻印的线路图至今仍在保存。

我曾在宣教部门工作多年，时刻不忘宣传党的政策。看报纸、听广播是我的生活习惯，对国际国内形势也很关心。1969年，日本国内一股右翼分子，不甘心二战失败，极力歪曲侵华历史。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牢记历史、不忘国耻，我从保存了10多年的《人民画报》上剪裁了20幅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在班前会上举办小型展览。其中有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城对我国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照片，有两名日军少尉进行百人斩杀比赛后的照片，有让中国人自掘土坑进行活埋的照片等，灯房伙友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上夜班时，我利用午夜过后夜餐之机，组织伙友，由我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其中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极大地激发了众伙友仇视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热情。

总之，建国以来，开滦矿工多出煤、出好煤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赵各庄矿职工则首当其冲，赵各庄矿灯房及全体员工更是功不可没。